殷之光|“美利坚和平”——作为帝国主义话语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神话构成的历史考察

来源: | 发布时间:2020-08-29 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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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 | “美利坚和平” ——作为帝国主义话语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神话构成的历史考察

经略网刊 经略网刊 2020-08-07



摘要: 自20世纪末起,一批美国保守主义政治与国际关系学者便开始着力描述一个 “新美国世纪”的诞生。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中,这种胜利主义的霸权叙述更开始着力讲述一个“美利坚和平”的全球秩序想象。这一“美利坚和平”对新自由主全球化秩序强烈推崇。这种秩序观强调,自由主义经济是全球资源调配、组织经济生活、管理企业的最有效模式;并且,自由资本主导的市场化全球扩张是人类未来全球化进程的唯一路径。近些年,中文学界出现了大量从政治经济学及政治学角度出发对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观的批判。本文希望在讨论中引入长时段的历史维度,尝试展现这种“美利坚和平”的政治叙述与19世纪下半叶英帝国史叙述之间,在问题意识与历史观之间的相通之处。本文认为,这两场讨论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便是对自身国际地位及历史意义的倒叙。两者都是在本国全球霸权影响到达高峰时,对这种霸权状态进行的历史追溯与理论阐发。本文强调,从历史维度出发,重新理解过去20年间右翼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者的帝国观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今天“美利坚和平”秩序观的历史起源及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叙述的逻辑困境。



  一、 导言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英语知识界左右翼都重新开始对“帝国”问题产生出浓厚的兴趣。承载这场讨论的基本历史背景是苏联的解体与美国霸权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有趣的理论现象。首先,与过去对于“帝国”问题的讨论不同,今天并没有太多对与之相关的“帝国主义”问题作出深入的理论与历史的阐述。在公共媒体中,“帝国主义”甚至有倾向成为一个没有历史、无需被理论化的词语。在国际政治话语中,“帝国主义”也作为一种内涵不言自明的污名,以及暴力干涉、傲慢自大与经济剥削的代名词,被用来形容对手一切可能对自身利益形成挑战的政治、外交与经济政策。


      

      本文强调,重新理解过去20年间右翼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者的帝国观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今天“美利坚和平”秩序观的历史起源及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叙述的逻辑困境。同时,过去十年世界的巨大变局,也使得大量西方的观察家们不得不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及“西方的衰落”问题做出回应。[1]而在这类讨论中,中国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一系列国际援助与合作项目,都被西方媒体乃至学界冠以“新殖民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的污名。[2]如何理解中国在21世纪全球化新时期中所扮演的作用?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观与新中国初期的第三世界发展观,以及在革命历史经验中培养起来的平等观、世界观之间有何联系?它们又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世界观有何差别?本文希望将西方新保守主义帝国史叙事放在一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长时段中理解,尝试展现新保守主义帝国史叙述与20世纪上半叶英帝国史叙述之间,在问题意识与历史观之间的相通之处。本文认为,这种分析更能帮助我们认识今天英语世界中“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话语背后的深层秩序观。


      本文的视角集中在20世纪帝国主义者与帝国神话辩护人们的帝国观及其变迁上。我们发现,帝国叙事的变化与这个世界的历史变迁密切联系。本文主要分析的文本来自美国,并希望将美国与英国的帝国秩序观放在内在相通的脉络中讨论。本文讨论的入手点是“帝国主义”观念。在过去中国的研究中,以列宁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论是关注的重点。由此发散开来的知识脉络涵盖了从霍布森开始的“经济帝国主义”论述、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和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对金融资本输出与帝国主义起源关系的讨论、以及卢森堡(Rosa Luxemburg)对帝国主义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压迫经济不发达地区手段的认识。[3]



      与中文世界的理论兴趣不同,在英语学术界,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则更为丰富。一方面,传统帝国史,特别是英帝国史的研究者们沿袭着约翰·希里创造的传统,将注意力集中在分析并理解英帝国的全球网络及其行政/治理模式等方面。在这个脉络里,研究者们将“帝国主义”视为一种“官方思维”(the official mind)。[4]在这个视角下,“帝国主义”更像是一种帝国行政官员与智囊们外交思想与政策的集合。其目的则是为了维护帝国全球秩序与自身霸权地位。随着20世纪中期之后世界性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帝国史学者们精心构建的对世界秩序历史与未来的叙事也在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文化与政治的浪潮中出现了动摇。从去殖民角度出发,对被殖民地区民族史的重新发现则构成了今天“帝国主义”论述的另一个层面。


      二、大西洋主义与两个欧洲

      2003年3月,小布什对伊拉克发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这场战争甚至遭到了诸如法国、德国等战后美国在欧洲传统盟友们的坚决反对。这同英国、西班牙等国迅速表态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态度也形成了鲜明对比。事实上,伊拉克战争问题所造成的欧洲的分裂早在2003年初便形成了基本结构。2003年1月22日,在正式决定入侵伊拉克之前,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在回应记者提问时,将德法这两个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伊拉克的国家称为“旧欧洲”(old Europe)。相反,他将所有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国家称为“新欧洲”(new Europe)。拉姆斯菲尔德强调,今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NATO Europe)其重心已经东移。[5]



      就在拉姆斯菲尔德宣判了“旧欧洲”与“新欧洲”的分野之后一周,包括英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丹麦等欧盟国家,加上波兰、匈牙利以及捷克等当时还未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共同签署并发表了所谓《八国公开信》(The Letter of Eight),宣布“欧洲与美国必须团结一致”。信中表示,将美国与欧洲联合在一起的核心价值是“民主、个人自由、人权以及法治”。[6]很快,2003年2月6日,维尔纽斯集团(Vilnius Group)也追加了一封公开信,表示对美国对伊拉克军事行动的支持。[7]信中首先将对伊拉克军事行动描述为一个“民主国家”反对“暴政”、维护“共同价值观”的道德责任。随后才将行动的合法性诉诸于联合国决议。[8]


      从今天的视角回望这一事件,我们会发现,新老两个欧洲的分野与一个由北约东扩而形成的分裂的欧洲战略目标不谋而合,更与这几年来由英国退欧带动的反欧盟国家密切呼应。[9]实际上,2003年针对美国入侵伊拉克问题而造成的意见冲突,成为欧洲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们在21世纪全球秩序中重新认识并定位自我身份的关键锚点。对于分裂的欧洲这一命题,观察家们多将眼光集中在冷战之后的短时段内,关心从苏联以及华约集团内脱离出来的东中欧国家。这类讨论从一个全球地缘政治的视角出发,站在美国中心主义的立场上,强调“新欧洲”的形成代表了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步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不但意味着欧洲的战略中心会进一步向东移动,也代表了欧洲将会在北约东扩与对俄以及对美态度这类问题上重新划分新旧与东西的界限。[10]还有一类讨论将眼光集中在经济模式的分裂上。这类研究认为,新旧欧洲的分野恰恰是代表着两种不同市场组织形式理念的根本冲突。以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n)为中心的“新欧洲”强调大规模资本的流动性,以及由私营企业控制市场的重要性。而与此相比,“旧欧洲”则更热衷于坚持所有权的集中,同时上市公司在“旧欧洲”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远无法与它们在“新欧洲”中的地位同日而语。[11]这两种资本主义组织市场的模式,前者被成为“新美利坚”(neo-American)模式,后者则被成为“莱茵”(Rhine)模式。[12]


      这类讨论更再一次将“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n)这一跨越大西洋的政治与经济联盟摆在了世人面前。从经济上,这一联盟表现为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坚定推崇,认为“盎格鲁-美利坚模式”是全球资源调配、组织经济生活、管理企业的最有效模式。并且,这一模式还强调全球化的唯一路径是自由资本主导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发展。此外,这种论述还认为,盎格鲁-美利坚模式能帮助从前苏联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脱离出来的中东欧国家尽快转型,比起旧欧洲的市场组织方式来说,盎格鲁-美利坚模式影响下形成的“新欧洲”则更能代表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总体潮流。


      事实上,这种对于新旧欧洲的讨论可以追溯至更远。在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932年对美国“现代帝国主义”的讨论中,便回顾并批评了对“军事帝国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进行二分化理解的弊病。[13]施米特的分析基于一个他认为是源自于19世纪的迷思,即将经济视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eo ipso)非政治性的东西。而也正是在这种理解基础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扩张,才能够被视为是“非政治性的”,更是“和平的”。施米特将这种“合乎法权”(Rechtfertigung)的论述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障眼法。其目的在于为其扩张编造一套“正当行原则”(Legitimitätsprinzip)。施米特的讨论其重点在于为德国厘清所谓“帝国主义方法的本质”,即“军事和海洋的装备”、“经济的和金融的财富”,以及“从自身出发规定政治和法律概念的内容的能力”三者的结合。[14]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主义则是国家通过对三方面实力的调配与应用,直接建构的全球霸权秩序。在施米特的讨论中,资本与军事能力一样,属于国家能够任意调配的能力。因此,在其对“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帝国主义问题的分析中,施米特看到了一个具有明确标志的霸权中心转移。在施米特看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合众国帝国主义”的崛起,不但从形式上超越了19世纪欧洲以海外殖民为主的帝国主义形式。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国际法统治的概念和方法”。[15]



      当代对于美帝国主义的讨论则更从历史层面上凸显出了这种跨越大西洋的霸权移动。[16]2003年2月,就在第二次海湾战争正式开始前一个月,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牛津大学的环境与地理学院,连续举办了三场克莱伦登演讲(Clarendon Lectures)。这一系列演讲随后结集成为其著名的《新帝国主义》(The New Imperialism)一书。[17]在书中,大卫·哈维指出“权力的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逻辑”之间既有矛盾也有纠葛。[18]他强调,资本全球流动对地理空间具有强大的塑造性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不对称与不平等交换构成了现代“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大卫·哈维强调,“尽量持久地保持这种对其有利地非对称交换模式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责”。[19]如施米特一样,大卫·哈维也注意到了“规定政治和法律概念的能力”在美国实现其全球霸权进程中的作用。不同的是,哈维将之描述为一种在国际上塑造认同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维所描述的“新帝国主义”更像是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地理拓展。对哈维来说,其它国家与地区对美国生活方式、消费观、文化形态、以及政治金融制度的“仿效”更有效地塑造了“新帝国主义”全球霸权。[20]


      哈维采用了阿伦特对于现代帝国主义讨论的历史分期,将以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为代表的19世纪末视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阶段”。[21]从这一时期,资本开始在全球实践其对政权的塑造能力。[22]然而,本文则希望表明,这种资本对国家政权的塑造,以及对全球秩序的重构可以追溯至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其表现,便是在这段时期内英国重商主义的衰落与自由贸易话语的兴起。同时,本文也希望将资本、军事乃至“规定政治和法律概念”的能力放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全球网络中来理解。事实上直至今天,当试图描述19世纪时,我们都会习惯性地将之表述为一个“英国的世纪”。20世纪则是一个“美国的世纪”。这仿佛是在暗示两者的主体性不言自明。两者非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作为“主权国家”完成自我变革,甚至能够超越全球化的假设,将“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的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形成一个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践其主权的新型帝国。[23]实际上,从其诞生伊始,“全球化时代”便蕴含了工业化国家与农业化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对绝大多数站在工业化进程开端,甚至尚未开始进行工业化的非欧洲社会来说,对19世纪与20世纪更普遍的体验则是在“自由贸易”(free trade)的名义下,被迫开放市场的历史记忆。


      三、自由贸易话语与帝国历史的再发明

      自20世纪初以来,盎格鲁-撒克逊中心主义的帝国叙事便始终围绕着构建市场万能的普遍性展开。在这种叙事里,占据19世纪文明等级论核心的种族血统差异逐渐转化为一种看似更为“普世”的线性发展观。用以证明白人优越性的原因不再是其天然的种族特性,而是得到了现实印证的白人国家经济、武装与科技的发达程度等“客观”条件。与19世纪约翰·希里(John Robert Seeley)将帝国扩张的合理性归因于白人由于其人种优势而向全世界的散播相比,这种以“发展”为核心的叙事将帝国的扩张表达为一种白人国家对全人类的启蒙与引导。是一种用“公开与简易的语言”来“去替别人谋福利、去问别人争利益”的神圣伟大的 “白人的负担”。[24]这一逻辑,在今天美国和英国的自我国家叙述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约翰·罗伯特·希里及其代表作《英格兰的扩张》


      1999年11月19日,时任德克萨斯州州长的小布什(George W. Bush)在位于加州西米谷的雷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发表了题为《独特的美国国际主义》的演讲。作为他2000年总统竞选选战的一部分,小布什在该演讲中集中阐释了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见,及其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在演讲中,小布什将俄国与中国这两个“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力量”视为未来世界秩序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小布什表示,“如果他们成为美国的朋友”,那么“这种友谊便会为世界带来稳定”。而在两者中间,小布什更提醒听众们,需要格外注意崛起中的中国。在中国问题上,小布什表示,“要不带党派立场的去审视中国”。虽然“我们欢迎一个自由和繁荣的中国”,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是一个竞争者,而不是一个战略伙伴”。小布什强调,“如果我成为了总统,中国会明白,美国价值观一直会是美国(全球)议程的一部分。我们对人类自由的倡导不是一种外交形式主义,而是我们国家最基本的承诺。……自由贸易是‘自由的前进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由贸易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更是一种道德准则。”[25]在小布什看来,美国总统在后冷战的时代中,既需要“有能洞察世事的现实主义”也应当有对“传播自由与尊严的美国理想”的信仰。他将两者的关系描述为“为了美国理想服务的现实主义”。他引用了乔治·华盛顿的名言,“自由一旦生根,便会快速生长”。而作为“站在历史正确一侧的美国”则毫无疑问肩负着“用各种手段”推动“人类尊严与上帝正义”的道德责任。[26]


      在小布什所勾勒的世界图景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世界秩序呈现出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二元结构。在这一秩序观下,“自由贸易”非但是一种“战略”,更承载了维护人类整体“自由”的道德责任。作为肩负这一道德责任的美国,则有必要更有义务武装自己,在国内避免“保护主义与孤立主义回潮”,在国际问题上“避免随波逐流”,不惜一切代价战胜敌人。维护“由自由贸易联合在一起的西方民主世界”利益,即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是整个人类的共同使命。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这份通篇充斥着霸权主义的讲稿中,小布什却选择使用“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来指称他所构想的美国全球秩序观。实际上,在小布什的叙述中,同样作为一种世界秩序观的“帝国”与“帝国主义”被明确地安排在了美国全球秩序的道德与现实对立面。小布什强调,他所描绘的宏伟目标“不是帝国主义的”。他宣称,虽然俄国已经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但是它具有“重回俄罗斯帝国主义”且“威胁周边国家”的倾向。相反,美国则“从未成为过帝国”,它“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有机会建立帝国,但却主动回绝了的强大国家”。小布什表示,比起“强权”(power)来说,我们更倾心于“伟大”(greatness);比起“光荣”(glory)来说,我们更崇尚“正义”(justice)。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对世界整体秩序的看法。小布什最后号召听众们,“像拒绝帝国的皇冠一样,拒绝孤立主义的眼罩”。[27]


      对美国的政客与智囊而言,1999年的世界正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此时,一个美国称霸的“单极性”世界已经运行了将近十年。[28]2000年9月发表的一份题为“新美国世纪”(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的战略报告中表示,美国的实力与影响“已经到了最高点”,一个“全球的美利坚和平”(a global Pax Americana)已经形成。这种美利坚和平“已经证明自己是和平的、稳定且持久的”。[29]与小布什讲话中所表达的态度一样,这份战略报告也格外强调了维持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在维护这一“美利坚和平”时所扮演的绝对关键作用。而对当时的诸多观察家们来说,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解体更确立了美国无可撼动的全球霸权地位。[30]在1991年3月3日的《星期日电讯报》上,其主编皮热格林·华兹桑内(Peregrine Worsthorne)便撰文称,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世界强权……它远远超过世界所有其他国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hyper-power)”。[31]1999年2月,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于贝尔·韦德里纳(Hubert Védrine)更进一步地将“超级大国”描述为“在包括态度、观念、语言以及生活方式等所有方面都具有压倒性影响的国家”。[32]


      1999年,著名的学术杂志《外交史》连续出版了两期特刊,集中讨论“美国世纪”的观念及其全球意义。主编迈克尔·霍根(Michael J. Hogan)重新将亨利·鲁斯(Henry Luce)摆在了美国学界面前。霍根邀请了近20位国际关系与历史学者,共同追溯整个“美国世纪”,寻找这个世纪中对美国外交政策乃至全球至关重要的议题。[33]在1941年的《美国世纪》一文中,亨利·鲁斯认为,20世纪的美国与美国人需要共同承载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保卫并推进民主与自由和平的道德责任。因此, 美国必须参战,领导这场对抗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与威尔逊撰文极力说服美国可以通过参加一战来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美国世界秩序观不同,亨利·鲁斯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中,美国的自由原则已经遍布全球,因此,这场对纳粹德国的战争从本质上就是一场“保卫战”。[34]而参与到1999年这场大讨论中的所有信奉新现实主义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承认了亨利·鲁斯的这一关键命题,即二十世纪已经是美国的世纪,从政治的民主原则到经济的自由主义原则,整个“发达世界”都在信仰并实践着美国的世界观。


      这场在世纪末的学术讨论与其说是对过去一个世纪的总结,不妨将其看做是一个对未来时代世界图景的展望。正如特刊中一位作者所说,美国世纪的本质就是一场美国“被邀请成为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的历史。整个“美国世纪”的开端因而被追溯至了1898年的美西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随着欧洲“旧世界”“向美国发出军政邀请”而逐渐壮大。[35]在美国世纪的后半段中,世界强国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期和平”。美国则取代了英国成为维护这一和平的关键力量。[36]未来世界可能对这种和平造成挑战的便是中国和俄国的崛起甚至联盟。[37]与这种国际关系学者们的乐观主义态度不同,历史学家布鲁斯·康明思(Bruce Cumings)的文章很明确地指出了亨利·鲁斯描绘的美国世纪中透露出来的强烈西方中心与种族主义倾向。他指出,在亨利·鲁斯的世界秩序中,第三世界的有色人种是全然缺席的。而对不发达世界的人来说,通往未来的唯一途径,在亨利·鲁斯的叙述中,便是在经济上接受自由主义原则,“成为美国人”。[38]


      不难发现,在英语世界中,这场20世纪末美国出现的对于帝国与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几乎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知识分子们对同一个问题的热情。从历史叙事角度出发反观这两场讨论,它们所呈现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便是对自身国际地位及历史意义的倒叙。两者都是在本国全球霸权影响到达高峰时,对这种霸权状态进行的历史追溯与理论阐发。[39]从具体问题上来看,两场讨论所关心的内容也如出一辙。两者都希望发现并设计保障全球和平,维护现有秩序的机制;希望为“不发达”(在19世纪的话语中,“不文明”和“半文明”的观念也表达了类似的内涵)的人群寻找并创造通往进步与发展的道路。同时,思考这种外向的世界图景的基础,都存在一个根本的内在的紧张感,即对各自对象国家——19世纪讨论者面对的英国,20世纪讨论者们面对的美国——未来命运及其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问题的思考。最后,与他们的先行者们一样,新一代的讨论者们也必须面对帝国自我构成过程中所累积的历史与道德负担。他们甚至也还需要回应如何在承继了前代帝国的光荣历史使命的同 时,还能避免重蹈旧帝国毁灭的覆辙。[40]


      四、“帝国美利坚”与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

      2000年11月11日,理查德·海斯(Richard N. Haass)在亚特兰大的一个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帝国美利坚》的论文。文中,海斯提出,冷战后的国际社会应当建立在四块基石之上:减少使用武力、控制并削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容许对别国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实行经济开放政策。海斯强调,这种国际秩序不会自然到来,而需要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强大的主体来推动。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美国需要从一个传统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帝国力量”。并利用包括联合国安理会、WTO、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现有国际组织,推动美国所勾勒的全球秩序图景。[41]海斯曾是老布什政府内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就在发表本文之后不久,海斯也应邀成为小布什政府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


      的确,在2001年9/11之前,将美国称为一个“帝国”在英语主流学界显得具有冲击力。毕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欧洲殖民帝国走向自我衰亡,自此每一任美国总统都会明确表示,美国是帝国的敌人。在冷战时期,当面对美国作为“帝国主义”的抨击时,美国也会急不可待地将这类攻击划归为共产主义阵营虚伪宣传的结果。[42]而对普通美国民众来说,“帝国”也无异于一种污名,一种仅仅与异域相连观念。[43]正如小布什在其1999年末的那则竞选演说中表示的一样,美国无意成为一个“帝国”。或者说,并不希望背负“帝国”这一字眼所承担的历史负担。对于1960年代末期开始冒头的新保守主义者们来说,站在美国“国家利益”角度来讨论美国的“全球领导权”更具吸引力。[44]然而,也恰恰是20世纪美国政治话语中对自身全球帝国不遗余力地掩饰,反映出了这类帝国话语的内在逻辑。即帝国是西方延续至今的政治传统中唯一可能的“全球”秩序想象,与政治组织形式。伴随着美国“超级大国”实力政治地位形成的是大量对于“新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问题的学术讨论开始涌现。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著名的《新自由主义简史》中,虽然这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形成历史被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里根政府时期,但其论述的起点仍旧开始于小布什上任并在全球开展“反恐战争”之后。[45]


      2001年9/11事件之后,关于帝国问题的讨论迅速从学术界蔓延到了大众媒体中间。包括《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外交事务 》等一系列重要公共媒体都开始出现类似于“美国是否是一个帝国”的讨论。[46]有趣的是,在此之前的近一个世纪里,“帝国”这一令美国政客与学者们避之不及的字眼,随着“反恐战争”的开始,很快被更多人捡起,且并不仅仅是在贬义的层面上开始被论者们使用。[47]在这场讨论中出现的诸如对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及美国霸权的“单极性”等观念较为中国学界,特别是国际关系学界所熟悉。但是,对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对帝国史学资源的调用,以及类似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这类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对英帝国历史进行的再辩护却并未有太多深入的思考与讨论。


尼尔·弗格森的《帝国》


      与其前辈不同的是,尼尔·弗格森没有将其帝国的霸权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而是将帝国的暴力直接包装成了保障全球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条件。这与20世纪末美国国际关系领域内兴起的新保守主义者的态度密切呼应。在2003年出版的畅销书《帝国》中,弗格森通过书写一个具有明确国家主权形态的英帝国历史,为21世纪全球化的未来提供了另一种神话叙事。书中,弗格森将19世纪的英帝国描述为一个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克服各种障碍推广自由贸易,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力量。在他的笔下,帝国与多边合作模式一样,都是推动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力量。甚至,相比后者,帝国用武力和枪炮推动全球变革,更被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它的建立“改善了全球的福利”,是“人类的福音”。[48]虽然弗格森承认,“大英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其历史也并非“毫无污点”。但是,它“不可否认地引领着自由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废奴运动和自由劳动力运动”。[49]同时,大英帝国的自由商业力量还为全球通信网络的建设投入了巨大的成本。其电报网络与蒸汽船航线网络一起,将“世界缩小了”。[50]他强调,“如果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便放弃了其殖民地,那么“这些市场的关税势必会提高,或者英法其他形式的贸易歧视”。[51]总之,弗格森不遗余力地塑造地一个英国通过海外扩张,为全世界,特别是“欠发达世界”的现代化铺平了道路,通过扫清了自由贸易在全球流动的障碍,更给那个“世界”送去了最能保护投资者的“英美法系制度”,以及廉洁高效的行政体系。[52]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现代世界中只有美国才能继续“扮演帝国的角色”。[53]而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在弗格森看来,是美国能否向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那样,从非正式帝国转变为一个正式帝国,迈出“政治全球化”的一步,承担起原先由英国承担的“统治海外”,并塑造现代世界的责任。[54]

      正像早期的帝国史学家们一样,弗格森试图为这种全球秩序的“成功”找到一个必然性的根基。在他笔下,“经济自由主义”便是这样的根基。而国家的意义取决于它能否保障经济自由主义的自我实现。弗格森强调,如果一个霸权国家能够推崇经济自由主义的话,它完全可以使用暴力,将这种自由推广至全世界。[55]实际上,《帝国》一书的通篇都流露出这种庸俗化了的马基雅维利式表示,即帝国的战争是保障帝国权威以及自由贸易全球流动的基本前提和决定因素。这个简单粗暴的逻辑成为弗格森这类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者国家观念的核心。同时,他援引吉普林的诗篇,将这种“帝国的责任”视为白人的天然负担。他对大英帝国历史的叙述,无疑在建构一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英美之间接续的历史。全球的现代化发展因而也成为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随着自由贸易引领,在全世界的散播历史。弗格森在《帝国》一书的序言中,便从他个人家族故事中传递出了整个神话叙事合法性的根基,即这种白人中心的全球帝国秩序能够切实地改善人的生活境遇,为每个人带来物质上的富足。


      弗格森对英帝国历史的重述无疑书写了一个21世纪美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前史。就在弗格森出版《帝国》之后不久,托马斯·弗里德曼又进一步为 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神话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在他那本2005年出版,畅销全球的《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书中,弗里德曼系统性地勾勒了他对冷战后全球化秩序及其未来的想象。[56]在弗里德曼描绘的时代里,技术发展与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已经将地球不可逆转地链接为一个整体。虽然,弗里德曼并未明确讲述美国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的地位,但是,他将“柏林墙倒塌”作为全球化2.0时代中“抹平世界”的十大力量之首。这无疑就奠定了这种全球想象中美国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在弗里德曼看来,全球化2.0时代的世界朝向“民主、共识、自由市场”的方向前进。而这些都是冷战后期,美国宣传机器不遗余力地向全球所传递的“美式自由”核心观念。与之相对的,则是苏联代表的“威权”秩序。


      在弗里德曼描绘的全球化2.0时代里,互联网、开源代码、外包经济、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供应链与产业分配,都是构建这一伟大全球秩序的核心推动力。然而,无论弗里德曼所描述的图景有多么美妙,都无法掩饰在这一全球图景中,处于供应链顶端的永远是创造且占有技术的个人与公司,而这些个人与公司无一例外地都位于美国。相应的,印度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因为人工与赋税低廉,成为天然的底端承包与外包服务提供者。


      然而,无论是弗格森还是弗里德曼所描述的世界图景及其逻辑并不新奇。[57]早在1839年,赫尔曼·梅里维尔(Herman Merivale)在就任牛津政治经济学教授(Drummond Professor of Political Economy)时开设了一门名为“殖民与殖民地”的课程。他认为,全球“贸易”才是理解殖民与殖民秩序的核心。来自英国的贸易先锋们与早年那些西班牙美洲殖民者截然不同。这些英国白人贸易先锋是“和平殖民者”(Peaceful colonists)。贯穿梅里维尔课程的是一个商业带来繁荣与进步的历史主题。他描绘了从北美洲到西印度群岛再到亚洲菲律宾群岛“繁荣与富强”的殖民地景象。在他看来,这些由欧洲强国所持有的殖民地之所以能够由此发展,全在于几个重要原因。首当其冲的便是“开放的商业”,富饶的自然资源,以及由英国殖民者所“带来”的废除奴隶制度。[58]通过这类叙事,一个联通过去与未来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被新旧保守主义者们共同塑造成了整个人类现代化历史的主体。


      五、战争与帝国普遍叙述的全球散播

      我们发现,在现代盎格鲁-撒克逊殖民全球扩张及其保守主义的自我历史叙述中,战争扮演了关键的作用。例如,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世纪的种族中心主义叙述让位于一种看似更为“平等”的,以自由贸易与经济发展为修辞的“共荣联邦”观。虽然这一转变在19世纪末诸如“白人的负担”、“文明使命”等观念中便能初见端倪,但是,只有在一战之后欧洲列强衰弱与民族独立兴起的基本条件下,盎格鲁-撒克逊的保守主义叙事才不得不逐渐放弃种族主义并转向用“共荣联邦”来构建其自我与全球秩序的想象。与 “共荣联邦”观念密切相关的是从辉格史目的论中诞生的“现代”观念。这种新的“现代”史观在一战前不久成型,用“文艺复兴”的启蒙叙事取代了从前以法国大革命为现代史开端的断裂与革命叙事。在一战之后,更发挥了弥合战争造成的现实与文化创伤,乃至再造“西方”的作用。


白人的负担——教化野蛮人的“文明使命”


      对于“帝国主义”这一观念,现有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梳理出了一个较明晰的脉络。我们发现,在这一观念的发源地欧洲,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后期,“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政治话语,其意义及人们对其的反应,仅在英国便经历过不少于12次的变化。[59]而在欧洲之外,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内涵也更随着国际局势、遭受霸权欺压国家自身政治与国力、以及舆论界对霸权政策的认识与态度变化而不断变迁。[60]然而,仅仅将“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并单纯勾勒其在不同地理空间内的演变并不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 “帝国主义”对20世纪构成的深远影响。我们更应当将之视为一种在全球政治局势动态中不断变化的、用以理解世界秩序、乃至指导行动的政治话语。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开始从19世纪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进程中来理解西方之外地区民族认同的构成以及现代意识的觉醒。[61]与20世纪中期流行的“冲击-反应”逻辑相比,今天这类讨论不再将东方的现代化进程视为对欧洲现代化的简单模仿,而更关心在面对帝国扩张时,非西方世界的反抗。这类反抗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暴力对抗,更包括了对帝国话语与现代普遍知识的转译与改造。


      以东亚为例,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兴趣开始于美西战争结束后不久。一般认为,在汉语世界,“帝国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899年《清议报》第2期中一篇题为《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的译文,译者署名片冈鹤雄。[62]短文中将新门罗主义称为“使美英二国,操持世界共通之新帝国主义”。这种新帝国主义由于包含“平和公义、自主法制”,因此取代了“古罗马帝国主义也”。这种新门罗主义的外交观念包含了五条具体内容:第一、由英、美、荷兰共同领导,且由各国加盟的国际仲裁机构;第二、加盟各国应当对战争行为,特别是杀伤性武器的使用作出限制;第三、美国及其属地应实行门户开放,进行自由贸易;第四、英美日三方共同实行新门罗主义,将中国纳入保护范围,对抗“欧洲列强,止其割夺土地之事”;第五、在美、英、荷兰正式成立国际仲裁机构前,东印度群岛诸国便应当推行新门罗主义。


      此文刊发时,正值美西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正式吞并菲律宾。随着这场战争的胜利,美国的势力也开始正式跨越太平洋,崛起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世界性力量。[63]在美国国内,这场战争也是黄色新闻(yellow journalism)——19世纪末兴起的、依托大众小报、采用图像与故事形式,热衷于用煽情手法报道甚至虚构各类社会新闻、上流社会黑幕丑闻、调动民众情感的大众新闻生产模式——规模性地介入现代公众政治生活的开端。[64]涉及社会阶层面更广泛的“公众舆论”也正式成为资本用来对政治讨论施加压力,并最终影响政策制定的手段之一。[65]于此同时,英国和美国的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公众舆论”对推动国家政策以及战争动员的重要价值,因此也开始有意识地介入并使用媒体。[66]


      在美西战争之后,围绕着美国未来向何处去的问题,媒体展开了一场巨大的讨论。当时有论者将讨论的核心总结为对美国未来应当坚持“孤立还是帝国主义”的争论。[67]在片冈鹤雄译出的《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中提倡的“新门罗主义”恰恰反映了同一时期美国一批主张重新诠释门罗主义、进行全球扩张的新帝国主义者意见。[68]这种意见围绕着美国在“远东”特别是中国的商业利益,强调应当与英国这一“天然盟友”一起保护跨洋自由贸易。同时,在1898年德国占领青岛的刺激下,这种“新门罗主义”还强调,应当防止维也纳体系内欧洲大陆列强的“殖民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这种扩张也被视为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干涉与侵害。因此,英美联合,通过一切军事与政治的手段,对抗欧洲的“殖民主义”,保护“新世界”的“自由贸易”这是与美国门罗主义精神完全相符的政策,是门罗主义原则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应用。在这一时期,支持美国在亚洲实行扩张主义政策的舆论声音迫不及待地将这种美国的全球扩张与“殖民主义”或是过去的“帝国主义”区别开来。这实际上也与19世纪上半叶英帝国进行自我叙述所采用的策略如出一辙。一些支持扩张政策的美国媒体也会将这种鼓吹英美联盟的“新帝国主义”称为“自由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of liberty)。与之相对的,则是包括“俄国、奥地利、普鲁士、法兰西与西班牙”这类欧洲实行“专制主义”的“旧大陆列强”。[69]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持扩张主义观点、支持占领菲律宾、在中国施行门户开放政策的讨论中,“新门罗主义”一方面被描述为是能够构造自由世界、保护全球商业发展的政治精神;另一方面,“新门罗主义”所想象的世界格局却又围绕着英美联盟对抗维也纳体系欧洲旧大陆列强的关系展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论证这一秩序合理性的根基仍旧延续了英国19世纪帝国史叙事中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中心的种族主义与文明史论述。在1898年发表于《论坛》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参议员约翰·罗伯特·博科特(John R. Procter)援引了英国人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的《社会进化论》[70],以证明“我们种族”(即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高度发达的个人驱动力”以及“高效率的社会”。相比之下,那些“热带地区”则充满了“数百万社会效率底下的人”。因此,那些“黑色与黄色人种国家的命运”就是“接受温带地区来的,更为高效的人种的治理”。而如果这种治理能像“克罗默伯爵治理埃及那样公正、智慧与人道”的话,那么便必定能够有助于“热带人群的启蒙”与“全人类文明的进步”。[71]

      作为一名籍籍无名的政府官员,基德在1894年出版《社会进化论》之前仅仅在一些小众的生物学刊物上发表过短文。19世纪末,英国对非洲,美国对拉丁美洲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扩张主义倾向。[72]《社会进化论》则为这种扩张主义提供了似乎极具说服力的合理化与道义阐释。因此,此书一发表便迅速传遍英美。尤其在当时的美国,基德更是受到了极大欢迎。1898年,基德又专门写了《对热带的控制》(The Control of the Tropics),以回答“美国如何治理热带”以及“热带地区的未来”等核心问题。[73]相比19世纪初的帝国主义理论家们,基德并未仅仅将种族优越性视为扩张的唯一原因。他认为热带地区的重要性主要源自于这一地区对全球贸易的意义。基德认为,19世纪末,英美的工业生产能力日趋接近,北大西洋经济体也因此接近饱和。热带地区能为英美工业产品提供市场,进而能带动整个全球自由贸易经济的继续发展。同时期,美国也有不少类似观点,主张从自由贸易流动的角度去理解全球南北之间发展的不平衡。[74]

      在《社会进化论》中,基德开宗明义地表示,当今世界日趋一体化,“文明社会愈加成为了一个互相依赖、且高度组织化的整体”。在英国与欧洲几个重要发达国家内部,19世纪社会进化的进程已经在全区社会推广了普遍教育与普选权。这是“中产阶级自我解放以及着手解放下层阶级的结果”。[75]在这场社会进化过程中,“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发展则更为突出。在数个大陆上,“盎格鲁-撒克逊人消灭了欠发达的人种,并在这一竞争过程中,获得了比其他种族更为有效率的社会组织经验”。[76]基德认为,这是由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内在的驱动力使然。


      相比早期的达尔文主义帝国论述,基德将精神与道德的品质也引入到了“适者生存”的整体逻辑中。基德强调社会进化不是一个简单的从低到高,永恒进步的物质进程。由于精神与道德可以随代际不断变化,因此每代人都必须不断竞争,以求保持高昂的精神与道德气质,进而促进整个种族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个角度,基德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发展观以及当时强调理性的个人主义潮流提出了强烈批评。他认为,对理性的片面强调忽略了精神在种族进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理性主义还使得每个人沉迷于对个体幸福与利益的追求,而淡忘了作为整体的种族进步。所幸人类天然的社会属性使得一部分人能够制约这种自私的个体理性,并追求整体的社会发展。[77]在这个意义上,基德将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新教视为社会发展的内驱力。基德将16世纪的宗教改革视为西方崛起的重要驱动力,并对未来新千年这种驱动力能够持续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持极为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在基督教道德力量驱动下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更担负着带动并领导人类发展、帮助落后的“热带”人种进步的责任。热带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必须“在白人的影响下”才有可能得到发展。[78]而“弱小的”种族势必将从人类历史中消失。[79]


      通过19世纪末期这批帝国主义者的叙述,一个更为精巧的、以经济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为包装的神话开始出现。它丰富了早年单纯以种族差异为核心的秩序想象。连同19世纪中后期辉格史叙事中对制度优越性的描述、这种发展主义的叙事使得盎格鲁-撒克逊的全球秩序观获得了成为20世纪普遍主义话语的可能性。直至今天,我们仍能在西方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者的国家叙事中找到类似的、被精巧包装了的种族主义逻辑。[80]


      19世纪末,包括基德、白芝浩(Walter Bagehot)等人在内的一大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英美获得了极大影响。他们不仅仅为帝国的海外扩张提供了重要合理化叙述,也参与到了当时英美国家内部改善白人社会下层生活环境、提高白人公民权利等诸多国家建设的活动中。[81]然而,这批帝国理论家思想的全球旅行却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带上了一个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一方面与翻译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出现的错译、误译与诠释有关。例如,在1899年李提摩太摘译的四章《社会进化论》中,基德原著中对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性的表述便被整体省略。另一方面,来自西方之外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世界局势下,对本身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想象的边缘,帝国本身的合法性叙述及其神话产生了极具历史意义与普遍价值的巨大变化。


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


      梁启超对基德的阐释显示出了对“合作”与民族进步的重视。基德对“基督教”核心地位的叙述,经梁启超转述,变成了对一般性的“宗教”的重视。且“宗教”之作用在于“与人类天然之恶质相抗”并“促进人群之结合”,“谋社会全体未来之利益”。[82]梁启超认为,基德在达尔文对物种之间自然选择、趋利避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个体生物生死虽然有限,但作为整体的物种进化发展则是永恒的。梁更进一步推论,强调“死”对进化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人人以死而利种族,现在之种族以死而利未来之种族,死之为用不亦伟乎”,因此现在的“死”,其意义在于为“未来而始有生”。这一生而有死,为生而死的表述,不得不令人联想到在20世纪初期,梁启超等一系列中国知识分子对作为国家的清朝以及作为文明的中国未来命运的思考。梁启超在按语中认为,正是由于对“死”的问题做出了哲学性的思考,基德才能真正被认为是“进化论革命巨子”。


      梁启超格外强调基德对个体和群体关系的论述。他认为,这种为了整个种群而牺牲个体,“为未来而多所贡献者”的精神,决定了一个生物种群的高低优劣。梁援引基德,认为“进化之义,在造出未来,其过去及现在,不过一过渡之方便法门耳”。因此,今天所有仅仅关注现在的“所谓社会论、国家论、人民论、民权论、政党论、阶级论”等都仅仅将眼光局限在如何为现在“人类之大多数”谋幸福。而梁启超认为,颉德的社会进化论告诉我们,应当多多思考“未来之大利益”。在这个基础上,梁启超将“国家”视为面向当下的、只对部分人群利益负责的机关;而“社会”则体现了更为普遍的人类全体的未来追求。当然,梁启超同时也对斯宾塞“国界必当尽破,世界必为大同”的论述不以为然,认为是在依据当下的需求来想象未来。这种以“国家思想扩之于人类统一之全社会,未足真称未来主义也”。当然,梁启超并未表明,他所想象的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未来,与今天互相竞争恃强凌弱的“国家”之间是何种关系。他仅仅抽象地,为思考当下问题提供了一个目的论的问题意识。他认为,相比之前的进化论者与“平民主义者”而言,基德的思考更有价值,他指出了“现在者非为现在而存,实为未来而存”的意义。因此,思想界也应当对这种生物进化论的发展作出回应,认识到对当下问题的思考,其目的是“供未来之用”。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十九世纪“现在主义之时代”,并让一切从“社会思想、国家思想、道德思想”出发对当下的思考“有意味,有价值”。[83]


      经由梁启超的诠释,基德在《社会进化论》中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中心的,对帝国主义全球贸易与军事扩张政策进行的合法性论述,转变为对生存与死亡、当下与未来、国家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等普遍关系的哲学性思考。帝国主义及其知识成为了广大“边缘”与“半边缘”世界的他者,并构成了许多非西方世界现代体验以及现代世界秩序观的基础。早在1901年《开智录》中,一篇题为《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廿世纪世界之前途》的文章中,作者提出亚非合作反抗帝国主义的行动将会重新塑造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并建立自由独立的世界新秩序。作者将“帝国主义”视为“膨胀主义”、“扩张版图主义”、“侵略主义”与“狄塔偏主义”。帝国主义的兴盛则是“自由败灭之时代”。它开始于“列强革命后恢复之余” 的“十九世纪之下半期及现在二十世纪之上半期”且借助了“地球强弱诸国不等之势”迅速在全球扩张。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有意识地将这种帝国主义限制为英、美、德的全球政策,并与俄、法所“向来”秉承的那种陆地扩张政策,以及“唯欧洲之趋势是视”的日本区别开来。作者强调,对抗这种帝国主义“欲破其势,挫其锐,摧其锋,屈其气,败其威,非高摇自由自主之旗,大鼓国民独立不羁之气必不能。”这种建立在民族“独立”基础上,追求“自由自主”的反帝运动将会以“百十倍于欧洲列国之革命”的气势,将整个“亚非二洲”变为“二十世纪之大战场”。[84]


      六、结语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来自西方政治光谱右端的讨论者们从历史与理论角度建构起了一个新时期的自由主义国家理论。而相反,在政治光谱左端的学者却纷纷走向了无政府主义,并将世界未来寄希望于面目模糊的诸众反抗。实际上,两种倾向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对非西方世界现代化与反帝反殖民经验的淡漠。时至今日,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秩序叙述在日益变化的现实局势面前日渐显得力不从心。而由于主要的西方左翼在过去三十年间放弃了对于国家理论的建设,他们在解释二十一世纪头十年中诸多重大事件时也显得苍白无力。然而,倘若我们将视角真正转向第三世界的现代化经验,便能发现,在这些地区,如何完成工业化、建立有效政府、提高国民经济能力、消除贫困、改善医疗与教育条件等一系列现代性任务至今还远未完成。这些地区历史主体性意识的发端也深深建立在19世纪开始的反帝反殖民运动经验基础上。恰是在这一地区的现代化经验中,我们发现民族国家的主权既未能在20世纪完整建立,也未曾简单地由全球化的资本消解。因此,我们更应当具体地而非抽象地审视在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所伸张的诸种权利。


      2019年5月,川普政府宣布将科技公司华为加入“实体名单”。很快,谷歌便做出了反应,宣布禁止华为使用谷歌旗下基于安卓操作系统开发的手机软件。在谷歌之后,几个行业标准协会也加入序列,纷纷表态要排挤华为。到了5月29日,学术组织电器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也通过内部邮件,要求旗下刊物主编“禁止来自华为的同僚担任审稿人或编辑”。虽然迫于压力,IEEE以及其他一些行业协会在一周之后又收回了这类决定,随后但是此举所造成的震动无疑彻底击碎了冷战后塑造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神话。


      也就在谷歌宣布对华为断供之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先知弗里德曼也露出了他的獠牙。他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一反之前对“开源”的鼓吹,积极呼应川普政府的打压举措。在他《川普这样的美国总统,是中国应得的》文中,弗里德曼强调中国近十年的发展全都仰赖美国扶持。然而,中国却用盗窃知识产权、限制外国企业等方法牟利。虽然在其他的文章中,弗里德曼毫不掩饰他对川普的厌恶,然而恰恰在打压中国问题上,“先知”弗里德曼便不惜抛掉他“全球化2.0”的福音,拿起了保护主义的长枪,刺向所有那些敢于尝试改变自己命运,不甘永远被压制底端的人们。


      “开源”与“全球化2.0时代”神话的倒掉还促生了一个分裂的西方。谷歌断供事件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向全世界所有人展示了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全球化2.0时代”所宣扬的科学与技术无国界的美好图景,是一张虚假的画皮。它也向我们展现了,在过去10年里,在“全球供应链”的糖衣下,几个主要互联网科技公司悄然开展了他们对核心技术的全面垄断。而川普的出现,告诉了世界,在必要的时候,这种被垄断了的技术可以成为地缘政治争端与霸权的武器。弗里德曼的甜言蜜语与川普的霸道行径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神话的两面。这种神话并不新鲜,它延续了从19世纪殖民主义全球化以来的世界想象。相比之下,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在今天看来则不单是一种对自身负责的态度,更能保障未来的世界免遭一家霸权垄断局面的发生。中国用举国之力,保证了未来世界有选择的权利。未来,必定不属于霸权者。





作者:殷之光,英国艾克赛特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中国中心主任



原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20年第4期


注释:

[1]例如:Joseph S. Nye, 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16-22.

[2] Henning Melber, "China in Africa: A New Partner or Another Imperialist Power?," Africa Spectrum 43, no. 3 (2008): 393-402; Larry Hanauer and Lyle J. Morris, "Chinese Engagement in Africa: Drivers, Reac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Rand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Division, 2014); Herbert Jauch, "Chinese Investments in Africa: Twenty-First Century Colonialism?," New Labor Forum 20, no. 2 (Spring 2011): 48-55; Daniel Large, "Beyond 'Dragon in the Bush': The Study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African Affairs 107, no. 426 (2008): 45-61.关于西方媒体中对这类中国形象塑造的批判,参见:Emma Mawdsley, "Fu Manchu Versus Dr Livingstone in the Dark Continent? Representing China, Africa and the West in British Broadsheet Newspapers," Political Geography 27 (2008): 509-29.

[3]这类主要从观念史角度出发的研究不胜枚举。例如:朱亚坤:《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对考茨基的批判——兼论当今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3期,第47-58页;曹龙虎:《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概念的输入与衍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70卷,第4期,2017年7月,第109-120页;顾玉兰:《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当代价值》,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姜安:《列宁“帝国主义论”: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第4-25页。

[4]“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官方思维”最早由罗纳德·罗宾逊与约翰·加莱戈提出。参见:Ronald Robinson, John Gallagher, and Alice Denny,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 the Official Mind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1).

[5]拉姆斯菲尔德此次采访的文字稿参见:’News Transcript, January 22, 200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RL: 

https://archive.defense.gov/Transcripts/Transcript.aspx?TranscriptID=1330 (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7月12日)。

[6]公开信全文参见:‘Europe and America Must Stand United,’Global Policy Forum. URL: https://www.globalpolicy.org/component/content/article/168/36565.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7月12日)。

[7]维尔纽斯集团国家包括了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以及斯洛文尼亚。上述国家都签署了维尔纽斯公开信,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

[8]声明全文参见:‘Statement of the Vilnius Group Countries,’Sofia News Agency. URL: https://www.novinite.com/view_news.php?id=19022 (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7月12日)。

[9]关于伊拉克战争所引发的欧盟危机,参见:Inga Grote, "Donald Rumsfeld’s Old and New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y to Destabilize the European Union," Rivista di Studi Politici Internazionali 74, no. 3 (2007): 347-56.关于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形成的欧洲意见分裂,及其与后来包括欧元区危机等一系列事件之间的联系,参见:Mia K. Davis Cross, The Politics of Crisis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54-107.

[10]兰德公司最早在这个角度上发表观点,参见:F. Stephen Larrabee, "‘Old Europe’ and the New Nato," (The Rand Corporation, February 18, 2003). URL: https://www.rand.org/blog/2003/02/old-europe-and-the-new-nato.html (最近访问时间:2019年7月12日)。系统性的讨论参见:Geir Lundestad, Just Another Major Cris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since 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8-35.

[11] Michael Dunford, "Old Europe, New Europe and the USA, Comparativ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equality and Market-Led Models of Development,"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12, no. 2 (2005): 149-76.

[12] M. Albert, Capitalisme Contre Capitalism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1).

[13][德]卡尔·施米特:《现代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形式》,选自[德]卡尔·施米特著,朱雁冰译:《论断与概念:在与魏玛、日内瓦、凡尔赛的斗争中(1923-193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2-178页。

[14][德]卡尔·施米特:《现代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形式》,选自[德]卡尔·施米特著,朱雁冰译:《论断与概念:在与魏玛、日内瓦、凡尔赛的斗争中(1923-193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7页。

[15][德]卡尔·施米特:《现代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形式》,选自[德]卡尔·施米特著,朱雁冰译:《论断与概念:在与魏玛、日内瓦、凡尔赛的斗争中(1923-193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16]最有代表性的论述参见:[意]乔万尼·阿瑞吉著,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起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17]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中译本参见:[英]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8][英]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19][英]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20][英]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21] Hannah Arendt, Imperialism: Part Two of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8), 18.

[22][英]大卫·哈维著,初立忠、沈晓雷译:《新帝国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7-38页。

[23]【美】麦可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范一亭译:《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24]语出自吉普林的短诗《白人的负担》,原文刊载于:Rudyard Kipling, "The White Man's Burden," McClure's Magazine XII, no. 4 (Feb. 1899): 1-2.

[25] John W. Dietrich, ed. The George W. Bush Foreign Policy Reader: Presidential Speeches with Commentary (London: Routledge, 2005), 26-31.

[26] Ibid., 27.

[27] Ibid., 29-30.

[28]“单极性”在20世纪90年代被广泛引入了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讨论中。参见: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70, no. 1 (1990/1991): 23-33.关于这一观念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以及国际关系学界发挥的影响及演变,参见:Hal Brands, Making the Unipolar Moment: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Rise of the Post-Cold War Ord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29] Thomas Donnelly, "Rebuilding America's Defenses: Strategy, Forces and Resources for a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 C.: Projf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2000), 1.

[30] George C. Herring, From Colony to Superpower: U.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7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917-22.

[31]参见:Peregrine Worsthorne, "The Bush Doctrine," The Sunday Telegraph 3 March 1991.

[32]转引自:William Safire, "On Language: Hyper,"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10 2001.

[33] Michael J. Hogan, "The American Century: A Roundtable (Part I): Introduction," Diplomatic History 23, no. 2 (Spring 1999): 157.

[34] Henry R. Luce, "The American Century," Life, 17 Feburary 1941, 61-65.

[35] Geir Lundestad, ""Empire by Invitation"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Diplomatic History 23, no. 2 (Spring 1999): 189-217.

[36] Robert Jervis, "America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bid.: 219-38.

[37] Ibid., 237.

[38] Bruce Cumings, "The American Century and the Third World," ibid.: 355-70.

[39]迈克尔·考克斯(Michael Cox)用了一个很恰当的比喻来描述这种帝国自我叙事的特点。他说,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谈“美利坚和平”就像是跟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讲“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与前基督教时期的罗马人讲“罗马和平”(Pax Romana)一样,让人无法理解。参见:Michael Cox, "Empire, Imperialism and the Bush Doctrin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0, no. 4 (2004): 585-608.

[40] Michael Ignatieff, "The American Empire: The Burde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 5, 2003.以及Julian Go, Patterns of Empire,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Empires, 1688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12.

[41] Richard N. Haass, "Imperial America," in Atlanta Conference (AtlantaNovember 11, 2000). 全文参见:https://monthly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03/05/Imperial_America_Richard_N_Haass.pdf。对于海斯文章的解读与批判,参见:John Bellamy Foster, "Imperial America and War," Monthly Review 55, no. 1 (2003).该文作为序言,全文收录在:Harry Magdoff, Imperialism without Colonie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3), 9-19.

[42]关于美国对帝国与帝国主义的态度,参见:Richard H. Immerman, Empire for Liberty, a History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from Benjamin Franklin to Paul Wolfowitz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9.以及Anders Stephanson, "Neo-Impressionist Hegemon?," New Left Review, no. 118 (2019): 150-58.

[43] Daniel Immerwahr, How to Hide an Empir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Greater United States (London: The Bodley Head, 2019), 13.关于冷战末期至2001年前美国主要国际关系学界及政府外交政策智囊对美国成为帝国的态度,参见:Charles William Maynes, "The Perils of (and for) and Imperial America," Foreign Policy, no. 111 (Summer 1999): 36-48.

[44]参见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对小布什演说的解读。Robert Kagan,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The Weekly Standard, November 29, 1999.

[45]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 and 5-6.

[46] Robert W. Merry, Sands of Empire: Missionary Zeal,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Hazards of Global Ambi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5), 218.

[47]参见:Magdoff, Imperialism without Colonies, 10.

[48]【英】尼尔·弗格森 著,雨柯 译:《帝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XV-XVI页。

[49]【英】尼尔·弗格森 著,雨柯 译:《帝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10页。

[50]【英】尼尔·弗格森 著,雨柯 译:《帝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147-148页。

[51]【英】尼尔·弗格森 著,雨柯 译:《帝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10页。

[52]【英】尼尔·弗格森 著,雨柯 译:《帝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313页

[53]【英】尼尔·弗格森 著,雨柯 译:《帝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19页。

[54]【英】尼尔·弗格森 著,雨柯 译:《帝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21-322页。

[55]【英】尼尔·弗格森 著,雨柯 译:《帝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XV页。

[56] Thomas L.  Friedman,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57]萨义德很早便揭示,美国二战后以现代化为名干预第三世界经济与公共政策的态度,以及战后兴起的发展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的区域研究、政治学和社会学,都继承了欧洲早年的东方学传统。参见:Edward W. Said, Covering Isla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7), xxxv-xxxvi, 20-22.

[58]关于19世纪中期英国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合理性的论述,参见:殷之光:《叙述世界:早期英帝国史脉络中的世界秩序观》,《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第126-141页。

[59]参见:Koebner and Schmidt, 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960, xiii.

[60]在汉语学界,对“帝国主义”概念及其演变已有许多非常详尽的优秀成果。例如:高岱:《帝国主义概念考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2期,第12-16页;曹龙虎:《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概念的输入及衍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70卷,第4期,2017年7月,第109-120页。

[61]关于帝国主义扩张与中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关于伊斯兰世界现代民族主义观念形成与欧洲帝国主义政策的关系,参见:Carter Vaughn Findley, Turkey, Islam, 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 A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62]《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清议报》,1898年第2期。

[63] A. G. Hopkins, American Empire, a Glob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337-39.

[64]关于“黄色新闻”推动美西战争的历史,参见:Ian Mugridge, View from Xanadu: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7-18.

[65]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报纸便已经作为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言人,积极参与到诸如废除奴隶制度、推动议会改革、以及煽动鸦片战争等重大政治事件中。但是,这时期的英国报刊所刊载的内容多为政论,与19世纪末美国“黄色新闻”浪潮中兴起的以社会新闻为主的内容不同。19世纪早期的英国媒体面对的受众也多为社会中上层。关于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媒体影响英国议会最终决议参战的讨论,参见:Hao Gao, "Going to War against the Middle Kingdom?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British Attitudes Towards Qing China (1793-1840),"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45, no. 2 (2017): 210-31.关于自18世纪早期出现的报纸在英国的社会传播及政治影响,以及19世纪民众的政治化进程,参见: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40-43,220-25.19世纪早期报纸对英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观念及自我认同的塑造,参见:Alison Twells, The Civilising Mission and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92-1850, the 'Heathen' at Home and Oversea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59-64.在维多利亚时期晚期,这种利用庸俗社会报道调动读者情绪,以求增加刊物发行量或者达成某种政治目的的风气在英国也开始出现。参见:L. C. B. 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1837-1901, Reprint ed. (London: Routledge, 2003), 371.

[66] Paula Krebs, Gender, Race and the Writing of Empire: Public Discourse and the Boer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5; Nick Kapur, "William Mckinley's Valu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A Reinterpretation,"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41, no. 1 (March 2011): 18-38.

[67] John R. Procter, "Isolation or Imperialism?," Forum (1886-1930), no. 14 (Sept. 1898).

[68]19世纪末,美国媒体中充斥了大量对于“新门罗主义”的讨论。在ProQuest提供的美国期刊数据库上进行简单的关键词搜索便能粗略地显示媒体对“新门罗主义”的热情。自1799至1951年间,越有7000余条报道与“新门罗主义”或“门罗主义”相关。其中,“新门罗主义”出现的高潮期是1890-1899年间,共有1500余条相关信息。其次是1900至1909年间,共有1400余条信息相关。在第一个高潮期期间,又以1896年为高峰,共有500余条相关讨论,紧随其后的是1898年的近230条。其中,又以反对与欧洲列强对抗,提倡新旧世界共享自由贸易利益的《和平倡导者》(Advocate of Peace)以及支持英美联盟对抗欧洲列强的《展望》(Outlook)杂志最为积极。两者都在不同时期,从各自主张的角度,对“新门罗主义”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阐释。当然,最后支持英美联盟,主张在亚洲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保护“自由贸易”的声音胜出。参见:"The New Monroe Doctrine." Advocate of Peace (1847-1906) 58, no. 2 (02, 1896): 32;"The New Monroe Doctrine." Outlook (1893-1924) 59, no. 17 (Aug 27, 1898): 1004;“The New Monroe Doctrine." Outlook (1893-1924) (Feb 11, 1905): 366.

[69] Procter, "Isolation or Imperialism?."

[70]1899年2月至5月的《万国公报》上,就以《大同学》的题名,连载了由李提摩太、蔡尔康合译的《社会进化论》(Social Evolution, 1894)的头四章。本杰明·基德旧译颉德或企德。在梁启超1902年刊于《新民丛报》的文章《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也着重介绍了基德1902年出版的《西方文明原理》(Principle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梁文译为《泰西文明原理》)。

[71] Procter, "Isolation or Imperialism?."

[72]19世纪80年代,美国对利比里亚也表现出了扩张兴趣。因此,也受邀请参与了1884至1885年在柏林举行的西非会议(Kongokonferenz)。此次会议标志着欧洲列强正式开始瓜分非洲。参见:Thomas Bender, "The American Way of Empire," World Policy Journal 23, no. 1 (Spring 2006): 45-61.

[73]关于基德在美国的接受史,参见:Lanny Thompson, Imperial Archipelago: Representation and Rule in the Insular Territories under U.S. Dominion after 1898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0), 88-140.

[74]例如约书亚·斯庄(Josiah Strong)从发展研究的角度预测20世纪的全球贸易流动方向将与19世纪的情况大不一样。19世纪主要是北半球的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贸易占主导,而20世纪全球贸易将主要集中在南北半球之间。他表示,“商贸就像水,只有存在不平等才能流动”。转引自:Bender, "The American Way of Empire," 57.

[75] Benjamin Kidd, Social Evolution, New e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7), 6-8.

[76] Ibid., 49.

[77] Ibid., 82.

[78] The Control of the Tropic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898), 53.

[79] Social Evolution, 268.

[80]关于19世纪从发展角度为帝国扩张进行合理化论述的讨论,以及这种论述背后的种族主义根基,参见:Peter Fryer, Staying Power, the History of Black People in Britain (London: Pluto Press, 2018), 135-93.

[81]实际上,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英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观及其世界秩序观都建立在种族差异甚至种族隔离的政策基础上。参见:Mike Cole, Racism, a Critical Analysis (London: Pluto Press, 2016), 27-86.

[82]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4页。

[83]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6-427页。

[84]《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廿世纪世界之前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五辑·清议报全编第二十五卷至第二十六卷附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178-184页。

编辑:郭雅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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